•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三月，日本藉口琉球难民为台湾牡丹社生番杀害，出兵犯台，占据琅（今屏东县恒春镇），清廷派员与之交涉，时经半载，方于是年九月签定中日北京台事专约三条，而使日军撤退，史称为「牡丹社事件」。也称为「琅事件」。

1871年有艘琉球贡船前往日本朝贡，朝贡后的归途中，因遭受剧烈风雨的袭击，失去动力漂流至牡丹社(今屏东的牡丹乡)搁浅，漂民们遂于此登岸欲寻求援助，求助不成却遭受杀害，日本因而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部落的军事行动。此事件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中，称之「牡丹社事件」、「台湾事件」 ，而日本方面则称为台湾出兵或是征台之役。

壹、背景

一、清政府的治台政策与态度

1、消极态度：1683年，清廷由施琅领军终结郑氏王朝在台政权，并接受施琅恭陈的「台湾弃留疏」，将台湾收编为大清帝国版图，但实际上仍视之如海上荒岛，未曾积极规划治理台湾，而是在防范台湾，统制台湾。2、对台政策：对在台的闽、粤汉人采取禁制政策，对原住民实施隔离、禁止与汉人往来的政策，视之为化外之民，长期以来并无对人民、土地行使管辖主权的观念，当原住民涉及外交事务谈判时，清廷屡屡应对失措。

二、日本政府明治维新后的野心

1867年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上表「大政奉还」，结束江户时代。随后的明治维新过程中，大量武士(士族)失业，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于是西乡隆盛等人提出「征韩论」，主张以海外扩张来解决内政问题。但征讨朝鲜半岛在外交上困难较大，未获得日本内阁多数阁员支持，最后造成参议西乡隆盛等征韩派官员下野。日本朝廷为了安抚士族情绪，遂有出兵台湾之议。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出兵台湾」并非仅为了缓和士族对内政的不满，而是对台湾的经济价值与战略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

三、八瑶湾事件

史称宫古岛民台湾遭害事件。为琉球国宫古岛民遭台湾高士佛社原住民出草杀害事件，此类事件在当时不时发生，按惯例皆由中国政府抚恤并送回琉球王国与日本政府无涉。但日方于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时，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原为萨摩藩属的琉球王国被改隶于鹿儿岛县，1872年日本政府单方废止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1873年日本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向清国总理衙门提起此事时，大臣毛昶熙答覆：「二岛（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县渔民的证据，又追问「贵国既然已知抚恤琉球民，为何不惩办台番？」，毛以杀人者为置之化外的生番来搪塞，副岛便言：「生番害人，贵国置之不理，我国有必要问罪岛人，因与贵国盟好，特先来奉告」，毛昶熙不察日使意图，随口回答：「（台湾）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方遂抓住这句话柄，向「无主番界」出兵。

贰、经过

日本以清廷认为台湾番界以东为「化外」的理由，图谋出兵的举动，在日本引起不小争议，虽有官员表示反对，但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坚持下，日军不顾一切向台湾出兵。1874年5月，日军在射寮(今屏东县车城乡)登陆，清廷毫无所悉，经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告知总里衙门，才获得讯息。日军在恒春整军后，一面攻击车城、枋山、狮子的原住民部落，一面前往满州原住民部落招抚，清廷原拟以海难纠纷来解决，在了解日军对台有占领之意后，急忙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于6月中赶赴台湾，与日军交涉。在沈葆桢的调度下，淮军，台湾土勇营向南部集结，日军查觉有异，也拟定进攻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双方剑拔弩张，最后透过外交协商而化解。10月，清廷与日本缔结「北京专约」，清廷赔偿日军50万两，日军撤出台湾，事件落幕。经此事件，清廷深感台湾战略地位之重要，一改之前消极政策，开始积极经营台湾。

参考资料

陈枝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