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为傅科的名着，其论点为：传统帝王透过凌迟罪犯、斩首示众，以肉体的展示来宣示自身统驭的权威，这种直接曝入施力者与受力者的角色，16世纪进入古典时代，傅柯以两个历史事件作为典范，说明规训手段的方式与样貌完全不同以往。其一是鼠疫肆虐于欧洲，为了让发生鼠疫的地区灾情不致继续扩散，指示每户人家关紧门户，闭居自身住所，不可在未经许可下到公共空间溜搭，街道上只有持枪的军人以及固定时间出来巡察、点名，透过书写登记，记录每个居民的存亡交付市长进行重新审核，规训方式从原来展示威吓，至现代转变成用科学知识、科层制度进行各种分配安置，显示规训手段的改变。傅柯无意解释罪犯是怎么来的，或是为何会有犯罪的行为等等起源或事件发生的原因等问题。他要强调某种机制存在于那边，原本只是要将一群扰乱社会秩序者关起来，然这件单纯事情开始被关注，研究为何这群人这么不同，观察颅骨大小、小时候是否被虐待，开始产生心理学、人口学、犯罪学这些学问，为「罪犯」这个身份附加更多的意涵，也同时加以主体化罪犯，试图让人正视强调这命题。再从这套认识，于监狱中透过反覆操练、检查审核、再操练，不只是要矫正犯人，并要犯人认清自己是个罪犯，是拥有偏差行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矫正自己，监狱、警察都是在「帮助」你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套机制中的受力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不只告诉罪犯你必须做什么，还会要求时时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并且如何为自己的这个罪犯身份，忏悔和自我审查。→《规训与惩罚》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现代监狱起源的研究。傅柯将刑罚体制视为现代社会整体组织的主要构成成分；监狱不只是惩罚是社会里头的一个制度，在惩罚是社会中，所有个体以及它们的行为均受到监视，其相类似的制度包括学校、医院以及商业组织。虽然惩戒的职责不是由国家执行，权力的终极归属单位依然是国家当局，是没有改变的，但惩戒权利已遍及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