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名。（公元1723～1777）字东原，清学者，安徽休宁人。长于考辨，尤精小学，着有《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书多达二十余种，立说精辟透澈，为清代的名儒。

戴震

字东原。

年代

生于清世宗雍正元年，卒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享年五十五岁。

传略

幼年即展现其对考据、文字的天赋，十七岁时，师事安徽婺源的江永，位后来的考据训诂打下极佳的基础。曾赴北京，与乾隆时闻名的考据家王鸣盛、钱大昕等人交游。戴震早年受江永训诂之学的影响极大，亦极用力于此学，为集朴学吴皖两派之大成者。三十八岁时以举人充任四库全书编纂官。戴震虽以学问名世，但历次赴试皆不第，后得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乾隆四十二年卒于官。戴震生当对宋代理学反动的乾嘉时代，凡言性言理者皆受「枯薄无本」之讥。戴震的义理不从程、朱的观点出发，而是从训诂来支持他的义理系统，晚年成《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二书，亦颇以此自豪，为时人皆尊其考证而轻视义理，章学诚云：「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名物、制度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注《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时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章氏遗书·书朱陆篇后》

着作

戴震一生的着作主要在乾嘉朴学上，除了《尚书今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尔雅文字考》等等，思想方面的着作主要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法象论〉、〈读孟子论性〉等篇。

见吴臻《中国思想史概论》 鼎茂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96年10月。

• 　　(1723~1777)字东原，清安徽休宁人；生于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享年五十五岁。
  　　戴震十岁时始能言，然于读书，则过目不忘，且读书时必探求其义，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年十七，有志于圣贤文学，乃从婺源江慎修游，讲习礼经、制度、名物及象纬，推步乐律音韵，皆洞彻其原本，乃益精研〔尔雅〕、〔方言〕诸书及汉儒传注，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辨，以排击前贤。尝曰：「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此惑文甚者也。」又说：「有汉儒之经学，有宋儒之经学，一主于训诂，一主于义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矣，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训诂，训诂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胡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年二十九，补诸生，性介特，多与物件，落落不自得，家贫甚，闭户着述不辍。乾隆二十年(1755)，入京师，时纪昀、王鸣盛、钱大昕、朱筠、王昶诸公官京朝，以学问为尚，戴震皆与为友；尚书秦蕙田领算学求精于推步者，延至其邸，佐五礼通考分辑观象授时一门；既而尚书王安国延教其子念孙，从受经。乾隆二十七年，举于乡，屡赴礼部试，不第；尚书裘日修延教其子行简，直隶总督方观承，聘修直隶河渠书，未竟，观承卒；朱文正公方官山西布政使，聘修汾州汾阳府县志。三十八年开四库馆，荐充纂修官；三十九年，复试礼部不第，命与诸贡生同赴殿试，赐同进士，选任庶吉士。
  　　戴震出仕时间极短，大部分时间均从事教学，晚年掌教金华书院，从学者甚众。其为学大指，在精求正诂，通三代典章制度，而因以确知义理之归，极深研几，志愿至为闳大；而学问渊博，着述甚多，较着者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原象〕、〔毛诗补传〕、〔考工记图〕、〔尔雅文字考〕、〔六书论〕、〔校正水经注〕、〔算经〕等。
  　　王德甫说：「东原（戴震）之学，苞罗旁魄于汉魏唐宋诸家，靡不统宗会元而归于自得，名物象数，靡不穷源知变而归于理道，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段玉裁为戴震之高弟，〔清儒学案·东原学案〕附录中载有段玉裁对其师的评论，曰：「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自古圣人制作之大，皆精审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实，综其始终，举其纲以俟其目，与以利而防其弊。〔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非考核之极致乎。圣人心通义理，而必劳劳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尽天地民物之理也。后之儒者，尽分义理、考核、文章为三区，别不相通，其所为细已甚焉。先生（指戴震）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可谓推崇备至。
  　　戴震的思想以心理分析为根据。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指出：天道就是阴阳五行，人之生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是以有血气心知；阴阳五行是道之实体，血气心知是性之实体。有实体故可分，有分故不齐；有血气是以有欲，有心知是以有情有知，给于欲的是声色臭味，发乎情的是喜怒哀乐，辨于知的是美丑是非。此欲、情、知是性的原质，其本身无所谓善恶；善恶原于人己界限之明与不明。人己界限既明，则彼此不相侵越，自能各遂其欲，各得其情，是谓之善；人己界限不明，则彼此互相侵越，因而情欲发动有过与不及的现象，是谓之恶。故就欲言，专欲为恶，同欲为善。欲遂己之生，乃致戕贼人之生而不顾，是为恶；欲遂己之生，亦遂人之生，是为善。就情之发动言，发而中节为善，有过与不及为恶，而其条理则得之于知；知能辨别是非，推己及人，使人各遂其生，使人都能顺情遂欲。故欲与理实非对立，而理即在欲中，舍情欲无所谓理。故戴震说：「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又说：「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其言与孟子不尽相同。
  　　在治学方法上，戴震重视基础训练，反对躐等而进，他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所谓不以人蔽己，是说自己应有主见，不可人云亦云；所谓不以己自蔽，是说不要以主观的成见妄加评断。他又说：「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是说汉晋之弊在于以人蔽己，而两宋之病则在于以己自蔽。因此在治学方法上，戴震主张要实地作客观的考证，证据不充分者，则作为假设。如说：「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泯于后世也。然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者，有未至十分之见者。所谓十分之见，必徵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钜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如绳绳木，昔以为直者，其曲于是可见也，如水准地，昔以为平者，其坳于是可见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其所说十分之见，即是真理，未至十分之见者，即是假设；由未至十分之见的假设，到十分之见的真理，是研究学问必经之阶段。由「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拗」，则为科学研究之一定程序。不仅如此，为学尚必须精审，否则虽淹博，必至泛滥。因此他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也。」这种尚科学、重实证的方法，可惜只用在文字的考证上，而没有应用到自然科学方面，是其缺憾。
  　　在清代考证派中，戴震可居于领导地位，影响亦极深远；其及门弟子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均能继其业并加发扬。在考证学界戴、段、二王并称，师弟子四人对整理国学古书贡献甚大，可谓为清学之中心人物。（参见「戴东原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