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名。（公元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清浙江仁和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其文导源周秦诸子，沉博奥衍，自成一家，着有《定盦全集》。

龚自珍

真正打破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的腐朽局面，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人物是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瑟人，号定盒，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出身于世代官僚文士家庭，二十七岁中举，三十八岁中进士；由内阁中书官至礼部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一生困厄下僚”。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五十岁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是我国十九世纪上半纪(嘉、道)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带有极大的叛逆性，文学极富于创造性。

龚自珍生活的年代

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新阶段。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农民起义前呼后应，“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他的思想所以特出于当世，在于他从青年时代起，即还在所谓太平盛世，就意识到这个深刻变化的时代。他对封建国家的新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但他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的。他最初自然地接受了乾、嘉以来的“显学”即以戴(震)、段(玉裁)、二王(念孙、引之)为代表的正统考据学派的影响，但他能不为所囿，以一种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并发出改革的呼声，提出改良经济制度的主张(《均田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运用《春秋》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对比统治者即“京师”和“山中之民”势力的消长变化，承认“山中之民”兴起的必然性，肯定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尊隐》)。后来在学术思想上他又坚决地为弃考据之学，进一步接受当代《春秋》公羊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的影响，所谓“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社会联系，使学术研究不流于空谈，而能实际有用，研究的课题也更多更广，所谓“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因而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这一建议对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渐趋成熟，他提出了闻名的《古史为沈论》，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的概念。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局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批判。他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种历史家的批判的态度，始终没有使他离开现实，在许多内政和官僚制度问题上，他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特别对抵抗英帝国主义侵略表现得更积极和坚决。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他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估、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第二年(1841)的夏秋间，江苏巡抚梁章钜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云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龚自珍这种思想发展，从早年的社会批判和改良论到中年以后以批判的历史家自任，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可以看到他的从自发到自觉的进步斗争过程。但这里也可以看到，他既以历史家自处，随着仕途的失意，也就自然地以“搜罗文献”自慰，终于不免陷入“以琐耗奇”的悲哀，这就是他中年以后所以感慨日深的缘故。然而就其主导方面来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未来变化的方向不清楚，改良的目标也不明确，他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始终是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的思想

诗和史的联系是很自然的。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是由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因此他认为不仅选诗和作史的目的，皆在于“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而且诗人作诗也必然和史官作史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社会历史批评。“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是“清议”或“评论”的工具，显然他把诗与史、诗人与史官在社会作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它们的职责皆在于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

龚自珍的诗

以其先进的思想，别开生面，真正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沈寂局面。他的诗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现实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或政论家的诗。

龚自珍的诗从十五岁编年到四十七岁，曾有二十七卷之多。可见诗人虽然屡次“戒诗”，而实际作诗还是很多的。“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可惜在二十七卷之内的那些大量的“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都已失传。今存的六百多首诗，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三十)以后的作品，它们的重要一部分是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写的《咏史》一律：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箸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面貌以及在残酷的文字狱威胁之下，一般文士埋头着书的庸俗状况；结句更借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对文士仕宦利诱的欺骗。它深刻地批判了清王朝统治的历史。后来诗人看得更为深广，在闻名的《己亥杂诗》中，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机，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更重要的也看到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也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他责备自己吸食人民的血汗，并沈痛地指出统治阶级不事生产，无穷地对人民血汗的榨取：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这些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龚自珍写得更多的诗，是一种具有复杂的思想内容的抒情诗，给人一种深沈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在阶级矛盾尖锐化、国家民族发生严重危机的新形势下，清王朝及其文士官僚日益庸俗堕落，到处浸透着死气沈沈，令人窒息的气氛，这一切和他的经世之志、朝气蓬勃的少年气派，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在庸俗的官僚士流社会的包围中，他成为众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病骨时流恕，春愁古佛知”(《才尽》)，上句是反话，他的“病骨”决不会得到“时流”即庸俗的官僚文士的宽恕，他的愁苦是没人知道的。实际情况是“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真”(《十月廿夜大风不寐……》)；是“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乞籴保阳》)。这种“狂客”在当时虽不是个别的，但他却是最突出的。“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夜坐》)：清醒的、有志气的人被排斥着，被嘲笑着，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气不移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天下虽然面临着“秋气”的侵袭，夕阳西下，暮霭沈沈的情景，而庸俗的官僚士流社会还是醉生梦死，安然自若。他们不知道“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整个统治阶级必然全部没落的命运，昏庸愚昧，实已无可救药。“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问天无用，一切筹划都是白费。甚至作诗也是徒然，“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他只能抱着深沈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无可如何。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情况之下，除了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许多抒情诗中，他既热情地歌颂少年朝气，侠客和义士，理想或豪杰人物；同时又不断地艳羡“老辈”或“乾隆朝士”、隐士和“读书官”，留恋母爱和童年，企求纯洁的爱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艺的少女，向往湖山胜境，乃至梦境、仙境和佛教的清净世界。《能令公少年行》一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这种矛盾。“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剑”和“箫”或“剑态”和“箫心”正是反映着他思想中这种矛盾的概念。这里当然不难看到有其逃向空虚的消极的因素，但更多的积极意义却在于他对那种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他以温暖的母亲、童年的天真、纯洁的爱情以及理想的人物和世界与腐烂不堪的现实社会环境对立，是反对封建束缚，要求变革现实和个性解放的反映。如上文所述，他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在晚年的《己亥杂诗》中，他依然表示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时代变化必然到来：

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处到红裙。

在这个大变化的风暴之中，他要为猿鹤，作“君子”，表现一种有生的力量；不为虫沙，作“小人”，为时代所遗弃。这个变化是史无前例的，难于和庸俗的官僚士流们说，而只能和理想的伴侣和知己商量怎样积极地对待这个世变的到来。同时他幻想着“风雷”即一种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以扫荡一切的迅急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沈的局面：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音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自注：“过镇江，……道士乞撰青词。”)

这里他所希望的“不拘一格”的“人材”，当然包括他所说的“才士”、“才民”，以及他在《尊隐》中所歌颂的“横天地之隐”，亦即现实的历史家或政论家、社会批评家。

由此可见，龚自珍诗的艺术方法，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他揭露矛盾，否定现实，而又热情地幻想或希望变革现实。“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庄子》、《离骚》对他有很大影响，是他的浪漫主义的主要源头。他“最录李白集”，认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李白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的奇妙的想像，奔放豪迈、冲破约束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显然可以看出和庄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批判地继承的关系。

龚自珍诗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思想和艺术概括的统一。他的许多诗，是一种“清议”即政治、社会批评的形式，他是以政论作诗的。但他并不是以议论为诗，使诗概念化，而只是以诗“箸议”。它们是这样一些诗：饱含社会历史内容，有极强的现实政治意义，但作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具体地、详细地描写现实政治事件，而只是把现实政治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指出问题，发抒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这些诗主要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少数篇章表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结合，如《己亥杂诗》中为道士题的那首“青词”。

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是龚诗又一显着的特点。“西池酒罢龙惨语，东海潮来月怒明”；“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畿辅千山互雄长，太行一臂怒趋东”；“九重阿阁外，一脉太行飞”。这里的“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等等，都是由于着想奇异，使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他描写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则使引起感伤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飞出寻常想象之外。这些手法是龚诗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直接表现。

形式多样，风格多样，是龚自珍诗的另一特点。他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实际他写得多的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律诗和绝句，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它们的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而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充分。作于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多种多样，作者旅途生活、见闻乃至生平经历以及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均历历可见，因而成为一种有机的自为诗的形式。正是由于这种充分地、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轻巧而集中的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

复杂丰富的内容，多种多样的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他显然是以风格多样化自许和自勉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龚诗的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但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过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

作为古文家，龚自珍在当时更有名。他的古文闻名的一部分是所谓“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如《乙丙之际箸议第七》的改革说，《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的三世说，都是明显的公羊学说的应用。这就是使学术思想与现实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此类政论文，虽系发表政见，但题为“箸议”，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们只是概括现象，指出问题，而表现含蓄浑括，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一些直率批判揭露的论文如《明良论》等也属于这一类。另一部分是借题发挥、寓言式的小品文。如《尊隐》、《捕或》等。它们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主要是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以及一切庸俗现象作无情的讽刺，是语含“酸辣”的。此外还有一般记人、记事、记物、记名胜形势的记为散文，内容更特殊具体。《杭大宗逸事状》，简单地直录事实，主旨在揭露清统治者的专制淫威和冷酷。《书金伶》通过一个名伶的声技的描写，反映了清统治者及其士大夫腐烂奢侈生活的一个侧面。《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通过一个地方的盛衰变迁和世态风习，不仅反映了所谓乾嘉盛世士流社会的庸俗面貌和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而且指出其“初秋”气象，暗示一个历史时代的衰落变化。《病梅馆记》，则通过植梅的生活琐事，反映了作者在专制主义的压抑和束缚之下，反对士流社会的矫揉造作，渴望人格的自由，精神解放的思想。

龚自珍的散文和诗一样，无论写什么题材，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从政治、社会的高度看问题，因而一般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表现的方法和形式也非常特殊。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因而不免偏僻生硬，艰深晦涩。

参考资料

sokamonline.com/ClassicPoem/138/138.cfm

•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清仁和人；为段玉裁外孙，幼从授经，故学有师承。十四岁考古今官制，后成〔汉官损益〕上下篇、〔百王易从论〕一篇。十七岁游太学，见石鼓文大好之，由是开始研究金石之学。二十一岁充武英殿校录，遂为校勘掌故之学。自珍学术，于经通〔尚书〕、〔公羊〕，于史长西北舆地，于文出入周、秦诸子，尝着〔大誓答问〕，设论凡二十六事，刘申受序称其有功于经甚钜。其说诗以涵泳经文为主。又尝佐修〔会典·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皆出其手，因撰〔蒙古图志〕三十篇。其他着作有〔尚书序大义〕、〔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古史钩沉论〕、〔定盦诗文集〕等，可谓着作等身。
  　　自珍初由举人援例为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归原官；后升礼部主事，谒告归，遂不出。
  　　李越缦说：「定盦通经制训诂之学，以奇士自许，其文亦多有关掌故。」合肥李文忠〔黑龙江述略序〕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于今日，盖先生经世之学，此其大者。」于此可见其卓识。
  　　〔清儒学案·定盦学案〕附录载：「道光十三年夏大旱，诏求直言，大学士富俊访诸先生，先生陈当世急务八条；官中书时充史馆校对，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陋，凡五千言；官礼部时上书堂上官，论四司政体宜沿革者，亦三千言。官宗人府时，充玉牒馆纂修官，则为之草创章程。」
  　　自珍之学出金坛段氏，后从武进刘氏受〔公羊春秋〕，遂大明西京之学；其学讲求实用，常引〔公羊〕讥切时政，为其后学者改良政治、主张变法，开其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