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名。字梦得，唐彭城人，生卒年不详。贞元九年进士，后为监察御史。因与柳宗元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晚年时，曾为太子宾客，故也称为「刘宾客」。刘氏擅长诗文，当时与白居易为好友，诗名相若。着《天论》、《刘梦得文集》。

介绍

唐代诗人、闻名作家刘禹锡，洛阳人，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十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贞元九年考取进士，任监察御史等职。由于他对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曾参与了改革运动，但遭遇失败，以致人生坎坷，多次受贬。但是，他没有屈服于权贵，而是以文明志，表现了他刚直不阿的品格和豁达的胸襟，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初章

永贞元年，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一度奉诏还京后，他又因赋诗《游玄都观》触怒当朝靠阿谀逢迎上来的权贵而被贬为连州刺史，后历夔州、和州刺史。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世事的变迁和宦海的沉浮。

在被贬至安徽省和州时，按当时的规定，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策知县是个见利而为的小人，目光势利，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自无好处，便多方刁难。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县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很高兴，特撰写一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他这个举动气坏了策知县，又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刘禹锡见了这个环境，也没有计较，依然安心住下，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新居：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策知县见他自是悠然自得，又把刘禹锡的住房再度调到城中、而且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半年时间，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他仍然读书作文并写下了《陋室铭》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陋室铭》流芳千古，让人在世俗的喧嚣中感受到心灵的那份宁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刘、白

刘禹锡和白居易是同年，在贬居的日子里二人因为机缘而成了好友。后来刘禹锡被罢去和州刺史，北归京师，途经扬州，遇到白居易。白居易为他的长期遭受贬谪抱不平，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其中有“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之句，一方面在称赞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的同时也为其不幸的命运而感叹，因刘禹锡的两度被贬一共是23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针对白居易赠诗中“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两句，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答，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他的领悟也深深影响了白居易晚年的生活。

生平志

刘禹锡回朝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随后任集贤学士、礼部郎中及苏、汝、同三州刺史。他关心百姓疾苦，以大济天下苍生为己任。

在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当时苏州发生水灾，哀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皇帝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赐给他紫金鱼袋。

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又加检校礼部尚书衔。然而他并没有为着这23年的坎坷际遇而消沉颓废，而是表现出一种更高境界的人生态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是何等的达观和洒脱，这又何尝不是刘禹锡人格精神的昇华？人间沧桑，那些曾经拥有的高宅华堂、金车宝马何在？曾经拥有的富贵功名何在？只有纯正美好的品质是历史上最亮丽的风景，只有无私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与天地同在！

•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死于武宗会昌二年。曾中进士，官至集贤殿学士，擅长为文，尤精于诗；白居易推崇他是诗豪，着有〔刘宾客文集〕及〔外集〕。
  　　禹锡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柳宗元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二人均反对韩愈的天命思想；曾三作〔天论〕，阐明「天不预人事」的道理，并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柳宗元甚至于认为禹锡的学说是其「天说」的注疏。
  　　刘禹锡与柳宗元所说的「道」，也与韩愈的「天道」不同；他们提倡「人道」，两人都拥护当时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提拔革新分子，打击豪门宦官和藩镇的气焰，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革新工作，但因此而有「八司马事件」，两人都被贬为州司马。禹锡在被贬于朗川时，曾作许多「夷歌」，教当地巫祝读他的这些新辞，是相当平民化的作品。
  　　禹锡与柳宗元都善于古文，在古文运动中，却是韩愈的同道，也都拥护「文以载道」的主张。
  　　禹锡对学校教育也很关怀，对当时〔晚唐〕不注意养材，「胶庠不闻弦歌，而室庐圮废，生徒衰少」的现象不满；并感于当时学校教育衰废现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无资财以给其用」，因此建议把每年各州县的祀孔经费，一半归地方兴学，一半归国庠。据他计算当时有一千七百州县，每年祀孔经费超过四千万，对于教育事业，没有什么好处，不如用来兴学。惜其建议没有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