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孔子删订《诗经》也。见「毛诗」条。《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乐。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诵讽不独在竹帛故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诗谱·序》疏：「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六经奥论·删诗辩》：「季札聘鲁，鲁人以雅颂之外所得十五国风尽歌之，及观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观，与鲁人所存，无加损也。若夫夫子有意删诗，则当环辙之时，必大搜而备索之，奚止十五国乎。」；清、朱彝尊《经义考·诗》：「郑樵曰：『上下千余年，诗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删诗之说，汉儒倡之。』朱子曰：『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羣经识小·删诗》：「《论语》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诗不止于三百，而三百是其大数，夫子岂取既删之后以为言，而曰人诵我所删之三百乎，必不然矣。」；清、顾炎武《日知录·孔子删诗》：「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着辞本也。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鷄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此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清、赵翼《陔余丛考·古诗三千之非》：「司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孔颖达、朱彝尊皆疑古诗本无三千，今以《国语》、《左传》二书所引之诗校之。《国语》引诗，凡三十一条，惟〈衞彪傒引武王饫歌〉，及〈公子重耳赋〉、〈河水〉二条是逸诗，而〈河水〉一诗，韦昭注，又以为河当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义，然则《国语》所引逸诗，仅一条，而三十条皆删存之诗，是逸诗仅删存诗三十之一也。《左传》引诗，共二百十七条，其闲有邱明自引以证其议论者，犹曰邱明在孔子后，或据删定之诗为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诗，则非专守删后之本也。至如列国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赋，则皆在孔子未删以前也。乃今考左邱明自引，乃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条，而逸诗不过三条，其余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又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五条，是逸诗仅删存诗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诗有三千余，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则十余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